人权本位方针有助于制定那些决定着应予特别强调的特定人的人权的政策、立法、法规和预算，包括必须做什么以及达到什么标准，谁对此负责，并且确保获得欠缺的能力或者培养欠缺的能力所需要的资源。
[13] 因此，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等案件中，法官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审查技术， 来对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公权力机构的程序问题加以审查，这其中提出了对行政机关程序性规定的基本要求。这些法规也为我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积累了实践经验和立法例。
转型国家行政程序的改革通常会伴随着将行政和立法部门的一些监督和控制权力系统性的转移给司法机构或市民社会，但是不能期望官僚心甘情愿地将这样的权力让渡出来。这些弥足可贵的尝试让人联想到日本的信息公开立法历程。[9] 与之相对，作为典型的给付行政领域，在社会保障行政中所面对的常常是社会上处于无助地位的弱者。 四、结语 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是既不同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甚至亦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复杂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社会保障部门处理的给付申请数量极多，所给付的金钱或财务，虽然金额不大，却对申请人的权益保障具有休戚相关的意义，而且还要求尽快给付给申请人以解燃眉之急。
我们所起草的法律条文，可能会成为世界各国行政法制度的奥林匹克竞技场[12] 从该判决书看，理由可谓言简意赅，欲言又止，如何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导出听取当事人申辩的要求？其间的说理逻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于是由自由主义者，后来成为美国的制宪先父的杰佛逊和麦迪逊等发起了一场具有历史影响的宗教自由运动。
但自从反恐战争进行之后，这一自然的自我改良和缓慢转型的社会发展进程被外来的强权政治和武装进攻及占领强行地中断了。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的迅速崛起，以及与政治上保守势力的公开联合，被认为是当代原教旨主义兴起或回归的突出表现，其对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所造成的冲击也最值得关注。有些符合科学精神的、有益的元素便可以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丰富其内涵，扩展其适用的效能，从而增加了活力。这种轻率的，甚至可以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理由而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不仅直接导致了反恐战争越反越恐的后果与局面，而且更为重大的潜在影响或许就是对政教分离的现代精神和潮流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和深远的危害。
例如经商，无论是什么人经商，如农商、儒商、官商等，社会对其形成的公认的社会评价体系，可以集中概括为童叟无欺、取财有道。宪法所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才是超越各社会阶层、群体的非确断性评价系统之上的。
哪一个都不得强迫或影响任何人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去或不去教堂，或强迫他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4] 除此之外，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的冲击还表现在国民教育的领域内。一个社会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主流的社会评价体系，该社会就会保持健康、和谐的法治态势。它们之所以不能采取随意的态度，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关乎到社会的基本导向，至少部分地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的总体质量。
人们通常将宪法视为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大法律权威的强制性规范的实体文件，这虽然不错，但对于宪法性质和内容的认识，如果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三、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对新启蒙运动的意义 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价值功能对于当前的对新蒙昧主义的认识和对倡导中的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认识启迪、观念引导和行为规范的意义。这不难理解，因为宪法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有的市委书记靠算命先生指导工作。
而对于前程，有神论者寄希望神启或主的眷顾，因而向神祈祷、祈福。例如，对于一些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以及生活在一些边远、闭塞环境下的山民、渔民等，至今还有一些在其群体内由于普遍信仰的万物有灵，就其所在的地区对环境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发挥着良好的社会效果。
这里所谓的超然性，是指由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超出由各社会阶层、群体自己所独有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这就是说，各社会阶层、群体无论持自己怎样独特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他们在评价基本的社会事务时，都必须以宪法所认定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为基准，或者说要马首是瞻。
在我们宪法学专业的观点看来，由宪法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系统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能力，其开放性和宽容性能够广泛地选择、吸纳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和国家根本利益和目标的、积极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资源，为更好地实现宪治、法治和完善宪政服务。由此看来，宪法所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并非是什么异类的评价体系，它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与人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国家生活息息相关。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这种意义： 第一，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必然能够成为，至少应当能够成为社会主流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总的趋势是向着保守的方向发展，一大批被认为是政治保守主义政治家先后被选入或被任用到最高的政治决策层中去，从而主导了保守主义的政治决策。有些山民只捡拾掉在地上的枯枝做柴薪，从不砍伐一棵活的树木。宪法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使其保持活力的前提条件，因为在这种开放性的和包容性的体系内，使其可以正确地对待其他非确断性社会评价体系的有益的、积极的元素。
2005年9月30日，先是由丹麦三名政治漫画家所画12幅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刊登在《日尔兰邮报》上。新蒙昧主义思潮中的宗教政治蒙昧主义对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与宪政已经和正在造成重大冲击并产生了消极性影响。
在现时宗教信仰影响还广泛存在的社会情境下，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必须解决的某些窘迫或难题，是可以考虑在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有选择地、适当地将某些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并带有积极性的信念和义理融入社会主流的，即通过宪法传达出来的非确断性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去，以使这个系统保持充分的活力、稳固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调节、规范和疏导的积极职能。[1]（P35—36），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当代的崛起令人瞩目。
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上、历史上和政治上就延续下来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特定宗教信仰的长久传统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沃土，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兴和扩展开来的宗教影响，特别是宗教上原教旨主义的回归，则是宗教政治蒙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欧洲最近发生的亵渎、侮辱伊斯兰教事件，并非偶然的，而是欧洲长期以来滋生和蔓延的宗教蒙昧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是宗教蒙昧主义长期积蓄的必然结果。
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向原教旨主义的回归。世代相传，其生活环境中的树木保护极佳，许多大片的原始森林就这样保存下来留存至今。例如，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就试图将一批美国基督教信徒提出的向生物进化论挑战的所谓智能设计论，列入基础教育课本，以此向美国的初级受教育者灌输名为智能设计论，实为神创论的宗教思想。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3]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 习五一：新世纪呼唤新的启蒙运动[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12—20（3）。
其实，并不止是环保和生态平衡的实际效果构成了我们对某些非科学的信仰体系宽容的理由。在美国如此，那么在西方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呢？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而在无神论者看来，这可能是天灾或者人祸使然。其中有一点是应当而且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宪法在许多方面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在司法审查介入的场合，宪法中的许多规范体系，必须被视为是确断性的宪法性判断的根据或基准。
有了这个制宪基本前提的认定，我们自然就会得出这个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结论。他在这篇《抗议录》中明确地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主张。
最大化地开发和利用这一功能，理由如下： 首先，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是与宪法的性质、内容内在相关的，是宪法本身的应有之义。可见，在宪法上存在或自然派生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其实并不偶然，或者更可以说是势所使然，势所必然。人们通常认为，宪法虽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其本身终究也是一种法律，是法律就是由某种强制性的规范体系所构成，通过贯彻实施使其发挥出预期的法律效力及权威。这代价不仅仅表现为要在由被刺激和激怒起来的极端宗教势力所制造的一起又一起、防不胜防的恶性恐怖事件中所付出的无价生命和无数财产的损失，也不仅仅在于一个毫无安全感可言的社会和国家，何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建设和谐的社会和繁荣的国家。
而这种宗教保守主义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1]（P484） 此外，在美国的政界中，从总统到参议员、众议员，再到国务卿等政要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多数或大多数是某一基督教派的信徒。
宪法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个价值观体系。宪法是人类在近、现代最伟大的社会发明，是为了实现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理想而精心设计和打造的。
该派于1942年由147位领袖共同创立一个全国性的联谊机构，称为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它包括30多个会派，许多独立的组织、地方教会、教会集团以及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其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惠顿市，其下设有各种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M].段胜武等译。